论文关键词：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咨询与启蒙；社会科学家
　　论文摘要：社会科学对社会现代化的深刻影响不容否认，但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的独特性。其重要性往往被忽视。社会科学影响社会的前提条件是作为独立的知识场域进行活动，为保证这种独立性，就要坚持研究选题与方法的学术化标准，同时，研究机构的非行政化也是其必要条件。咨询与启蒙是社会科学直接与间接影响现代社会的两种方式，与前者相比，后者虽然在影响效果方面不够迅捷，但很可能更为持久深入。社会科学家身兼专家与知识分子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独立知识生产者应专注于学理研究，超前于现实；另一方面，又要关注社会、同情弱者，从而不失知识分子的本色。
　　
　　一、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塑造
　　
　　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即物质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社会运行及其组织结构的现代化。物质现代化由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来推进，人的现代化由人文学科(文化观念)来塑造，社会运行及组织现代化则由社会科学来建构。
　　现代化的三个方面分别由三种学科类型来推进，这是就主要动力而言，三种现代化的推动力之间也会相互渗透。如，人的现代化离不开观念的现代化，而现代观念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发达与便捷，但电讯传媒毕竟是媒介、是载体，其传播的内容则是文化，文化则主要由人文学科来塑造。再如，物质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这当然离不开各行各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每有新技术出现，便会极大地推动相应领域的飞跃。但不可否认，无论哪一行业、哪一物质领域的发展，其运行与管理同样影响效率的实现，行为与管理科学是促进物质生产领域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系统的复杂化，人们之间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关系，而是建立在各种组织化、结构化、系统化之上的关系。社会科学在建构、解释现代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与社会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些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较，自然科学的研究更严密、更科学，能够被证实或证伪，因此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而社会科学所受局限更多，研究中主观色彩与学术争议较多，使得结论更模糊，从而降低了可信赖的程度。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操作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人类的认识活动，因此都必须遵循人类认识活动的法则，二者的相同之处是都追求认识结果的真理性，作为认识活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仅仅是在对象及由对象特征决定的方法上的差异，而没有在认识论层次上的本质区别”。就基本的研究路径而言，自然科学是通过发现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明与创造；社会科学也是在发现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观念变革与行为改善。二者最明显的差异在于自然界不会因为人们发现了自己的秘密(规律)而有所掩饰、甚或加以改变或歪曲；但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却有可能如此，这就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度。
　　世界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由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揭开帷幕，启蒙运动主要是由人文科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们兴起；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当资产阶级崛起、资本主义经济变革导致社会动荡，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强烈需求才最终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从哲学及其他人文学科中分化出来，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由传统进入现代的社会变迁正是社会科学产生的背景与土壤，而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以“双重阐释”概念来说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与关于它的专业知识之间的交互作用。一方面，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依赖于外行行动者自己对生活世界的理论和概念；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生产出来的高度抽象和专业化的理论和概念持续不断地介入到生活世界中去。社会科学既重构着自身的知识，又重构着作为该过程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吉登斯还以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逻辑。“现代性条件下的反思性是指定期地把关于社会实践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反过来应用于基于这些知识和信息而衍生的实践，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社会实践的特征，并由此使得知识成为制度组成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这里所说的知识主要是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与观点。可以说，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科学构造而成。
　　依靠信仰与常识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是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只有当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社会科学)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依据时，才进入现代社会。所以，一个人拥有的科学知识越多，我们说他越具有现代素质；同样，如果一个人在人际沟通、家庭教育、社会心理等方面拥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越多，那么，他才更有可能适应现代社会。但由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内容如此贴近人们的生活，其研究成果又会迅速地传播，为人们接受、纳入其自己的话语体系、思维体系，于是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思想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本来面目，而不是社会科学家的创造与建构；似乎社会科学家所能够解释的，普通人也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解释，并无深奥之处。“神州六号”进入太空并成功返回，使人们不由得惊叹自然科学家们本领巨大，因为人们对航天领域十分陌生；而一个社会学家若撰文评论“超女”现象却不一定会博得人们的钦佩，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超女”的理解与看法。这种差异往往使人们忽视了社会科学对塑造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力。
　　
　　二、社会科学作为独立的知识场域影响现代社会
　　
　　自然科学对物质现代化的推进是通过将科技发明与创新运用于对自然界的改造与物质生产领域。这个过程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虽然现在随着生态运动、绿色环保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应当研究什么、发明什么样的技术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质疑)；但社会科学研究却始终受到外在力量的干扰与影响。因为除了社会科学作为知识在塑造现代社会之外，社会传统、政治与经济作为不同的场域力量都在塑造着社会，或者说都在争夺对社会塑造的权力。其中，政治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不仅通过政权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的灌输等方式对社会造成持续的影响，而且也通过左右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内容甚至结论，以达到影响社会的目的。社会科学成为为政治行为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工具。随着社会现代性的增强，政治的影响将不断减弱。只有当政权更迭或政府部门的人事调整不再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时，社会才更接近现代化。同样，政治对社会科学的功利性利用也将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区分了两类知识。一种是法理型知识，旨在捍卫现存的社会秩序，依据既定的社会价值标准，维系社会秩序并匡正与规范不相符合的社会现实，为现存秩序提供合法性。另一种知识，旨在把社会及法理型知识作为自身研究对象并保有对一切规范准则的合法性进行批判。只有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知识。只有当社会科学不受来自外界的影响，成为一个独立的场域，知识(学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并列、对等时，社会科学才能真正起到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当社会科学研究受制于政治，那便是当权者对社会的影响；当它受制于经济，那就是市场对社会的影响；而如果缺乏了独立的知识力量的影响，社会的现代性将会有很重大的损失。因为政治追求的是统治的稳定与长久，经济追求的是效率，学术研究追求的则是理性。市场逻辑是工具理性，即如何达成才是最有效的；而人文社会科学遵循的则是价值理性，即追问目标的合理性，追问为何要达成此而非达成彼。这有助于防止人类在前进道路上走向偏差，踏上不归之途。
　　首先，中国学人不断呼吁将中国社会科学视作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学术场域。“真正的社会科学，要根据它的科学研究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来加以判定。社会科学只有拒绝迎合社会让它充当合法化或社会操纵工具的要求，才能构成其自身。社会科学家只能借助自己研究的逻辑来确定自身的地位。”
　　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在西方，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也同样承受着来自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压力，虽然从传统上看，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要强于我们。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西方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议题，其书籍与研究汗牛充栋。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出只有那些自甘处于边缘、宁愿居于主流之外，甚至是流亡者与被放逐者才有可能抗拒世间权势、不被利益集团收编，以保持公正与客观地对世界作出观察与解释。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因为“那些应该永远把坚持超越现实的价值作为自己职责的人们——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们却为了实际的利益背叛了这种职责”。《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则充满了对前现代时期知识分子自由自在、拥有独立探索空间的怀念与留恋。“对权势说真话”既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勇气与良心，也取决于政治宽松、社会进步，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是保持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人格独立，更是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性的前提。“肯定参与政治的独立性，肯定教育的独立性、学术的独立性，这种肯定从个人讲，是理性的智慧，从社会讲，这就是现代化。”
　　目前，针对中国现实，强调研究过程的自主性与研究机构的独立性对于学术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前者包括两方面，一是确定研究对象(选题)的学术化，二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首先是研究对象/问题的学术化。人们，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部门，总希望社会科学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当下、迫切的实际问题。但并非所有的社会现实问题都能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对于社会、经济或政治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不必然地就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现实问题需要经过某种筛选、甄别和提炼，方能成为研究的问题意识。“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质是从历史发展与知识逻辑的演进两方面展示的人类在当下遭遇的难题。它集中表达了人类在过去基础上向未来突进的精神意向。”因此，学者在确定研究选题时不受制于利益集团的要求与压力，不随波逐流，保持独立判断与选择的自主性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
　　其次，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从这样一些规定即应提出一整套连贯一致的变量说明体系，各种假设也必须统统纳入一份简明的模型之中，这一模型可在经验中观察到大量事实，模型符合逻辑连贯性、系统性和经验可证伪性。”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是否符合规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属于“科学研究”，依赖于其研究者是否接受过科学系统的训练，是否理解并严格遵循科学的方法，其成果能否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普遍承认。这虽然可能被质疑为一种话语霸权，但却是保证社会科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石。利用科学的方法，可以使普通常识因为得到周密论证、提高了认识论水平(使对其的认识得到深化、细化或精确化)而成为一项有价值的研究；相反，再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惊世之论，如果不经过科学的论证，也很难说有什么价值，并且很可能贻笑大方。那些研究范式活方法论的创新，同样要通过以往范式与方法论的检验，至少是可以被专业同行所了解与理解的。这虽有可能导致天才的思想得不到承认，受到忽视与泯灭，但也保证了科学研究基本秩序的稳定与循序渐进发展的可能。
　　第三，研究机构的学术独立性，或者说社科研究机构的体制学术化。研究过程(选题与方法)能否独立、科学，既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敏感与学术素养，体现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自主性，同时也受到体制的干扰。即是说，学术的非自主性不仅是通过对研究者个人施加影响，而且，更多时候是通过组织与机构发生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曾经政治至上、官本位意识深厚、行政管理渗透于多个领域的国家，目前的现实是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并非是根据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性而设立的，这就使这些机构的研究缺乏深刻的学术创新。于是，一些社科研究成果表现为对社会经济等日常问题夸夸其谈或进行貌似高深的议论，却无法看到其作为学术研究在学术脉络中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有学者指出，“取消学术研究单位的行政级别，将其从社会行政网络中剥离出来，是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保证其真正展开学术活动，保证学术规则和科学发展规律真正起作用的首要的体制条件”。以行政规则来组织和约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本身就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要求，必然导致行政规则与学术规则之间的矛盾，当行政要求与学术要求相冲突的时候，学术独立性便受到严峻考验，实际上往往难以保证。
　　
　　三、社会科学影响现代社会的方式：咨询与启蒙
　　
　　前面我们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要专注于学术，不为利益所左右。但这并不说明，社会科学仅存在于象牙之塔，相反，社会科学要实现其价值、证明其科学性，只有充分发挥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对政府决策发生影响，二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知识启蒙。“社会科学能否有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还要看其研究成果能否为一国领导阶层在决策中采用。”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分析、预测受到重视，其咨询建议得到采纳；或者，政府进行决策时主动征询社会科学家的意见，这是社会科学直接影响现代社会的形式。欧、美等国在专家咨询方面已形成某些惯例，如，建立专门的咨询机构与特别委员会；政府将社会科学家聘为顾问或组成智囊团；通过大众传媒、政策网络、书面报告、情报中心、互联网网站、计算机化数据库等方式，决策者直接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通过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持续的、经常性的对话，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发生影响。
　　但这种对政府决策直接产生影响的模式有些过于理想，因为，毕竟决策所面临的现实更为复杂，受到的约束更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应用于现实，还必须考虑多方面因素。以经济学为例，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经济学研究的类自然科学性，经济学家的影响与作用十分突出，但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建议都得到了采纳，相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非常好的建议，政治家与政府却不予采纳甚至嗤之以鼻。“为什么一个好的经济学建议未必是一个好的政治建议呢?因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效率，而政治家关心的却是如何控制。”
　　实际上，“社会科学很少能直接转化为政策，因为存在着许多对抗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利益、先前信息与体制性限制等”。“许多学者所进行的知识生产不能直接影响公共社会，他们的研究和知识产品仅提供给其他学者以供参考，提升其专业研究水平。”如此看来，认为“一经产生就被束之高阁的成果，由于没有考虑到社会效益，不能发挥资政育人、传承文明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没有生命力与价值”的说法并不全面，只有那些既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也不能对同行形成启发的成果才是无价值的。即使某些学者的知识产品一直不能直接影响社会，我们也并不能断定其研究毫无意义、没有价值。因为，社会科学影响现代社会还通过另一个如果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更普遍的途径——那就是启蒙。“归根结底，社会科学研究所能做的是有助于增进‘启蒙’。”
　　这里所说的“启蒙”，是指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与观念逐步渗透入人们的意识，改变人们的思维、态度与行为，是社会科学间接影响现代社会的形式。这种渗透可能极为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一旦人们相信了科学就不再可能接受迷信，一旦人们认识到平等的家庭关系有助于家庭和谐与每个成员的健康成长，就不会再迷恋权威家长制或性别等级制。这种启蒙在现代社会的优势极为明显，教育的普及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理论越来越得到深入而广泛的传播。如前所述，正是由于人们将其掌握的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融入了具体的生活与交往中，才形成了现代生活场景与社会面貌；并且，当这种潜移默化的社会科学知识遇到合适的社会条件，如政治运动、大规模的经济体制重组(如全球化)或经济环境突变时，社会科学对意识形态，对决策机构形成制度惯例的影响就可能发生。
　　
　　四、社会科学家的角色：专家与知识分子
　　
　　社会科学家总是比自然科学家距离公众更近一些，这是由于社会科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人们所享受的各种高科技产品，经过市场环节的多重传递与转化，已经远离了自然科学本身；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解释的现象往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有更多机会出现在大众传媒与公众场合，向人们解释某种社会现象或表明一种观点、立场。那么，这时社会科学家应当以什么样的形象或角色出现，以便恰当地实现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呢?社会科学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专家，一是知识分子。
　　所谓专家就是指在某个领域内学有专长、术有专攻，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从事研究并有一定造诣的人。社会科学家是专家，因为他们拥有关于社会某一方面的深入知识，能够从表面现象看到深层的社会原因；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分析人的境遇、人们之间的关系；了解人的行为与选择背后不为当事人所察觉的更真实的理由；能够根据不同经济/社会指标发现社会的潜在问题或发展趋势。
　　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简单而言，就是有知识的人。但随着教育的普及，这种定义会使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泛化或弱化。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指某一特定的人群，具有某些固定的形象与特征，并往往被寄予特别的希望与使命。这种特征与使命，以中国的传统表达就是“忧患天下、经世致用”；在西方传统中则表现为知识分子的公众性与独立性：“知识分子具有公众角色和抗衡力量”，“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有时“知识分子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因为知识分子在增进人类自由与知识过程中，必然要与世俗的、权势的力量发生冲突，使他们能够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区别于公务员与官僚的正是他们独特的个人特征。社会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不仅基于其拥有的专业知识，而且因为其肩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社会科学的知识与学术如果不能增进社会的公平与福利，不能改善人际环境、构造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它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因此，一个合格的社会科学家应当同时具备专家的素质与知识分子的气质。专家的学识与卓见是其为政府与社会进行咨询、启蒙的资本；同时，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则保证其不做现实的冷眼旁观者，不成为不谙时势的书呆子，不被权势或利益所收编。
　　但是，专家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因为学术独立要求专家尽量摆脱现实的干扰，专注于学理化研究，以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态度看待社会素材。其学术价值水平主要由理论的概括性、逻辑的严密性、对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等决定，从而使学者有可能对具体的社会现象不感兴趣、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无力解释等。另一方面，身为知识分子，则要求社会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强烈关注，对人类心灵热切关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现实进行质疑与批判。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或正在经历着这两种角色的冲突与两种责任的困扰。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提高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家对现实影响力的关键。对此，有人提出“分角色”模式，即让有学术素质、学术兴趣的人搞纯学术研究，让关注现实者做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如有人将经济学家划分成学院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与公司经济学家。其中第一类是经济学专家；后两者则是现实问题的阐释者。另一种就是“分阶段”模式，即一个人在研究阶段应尽量避免现实干扰，在面对现实时则要仗义执言，伸张正义。但这两种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弊端与问题。“分角色”模式容易让人产生“搞学术研究不需要联系实际，而做与实际紧密联系的研究者多少只能是二流学者”的印象。“分阶段”实际上也不容易做到，因为，在研究阶段，从选题开始就必然凝结了学者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与关怀，而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与评论也应建立在扎实的理论研究之上。
　　在中国现阶段，提高社会科学家的学术素养、强化其专家职责，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以往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多是“道德激情有余，而知识理性不足”，社会科学工作者喜欢对现实大发议论，却没有坚实的理论分析或实证研究做依据。而“以充满道德激情的方式去分析政治经济问题，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所以，社会科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理性睿智的学者，以逻辑缜密的科学分析来代替情绪激昂的道德说教，并以此作为同情弱者、谴责不公、呼吁社会文明的武器。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由于专家所拥有的涉及其本行的较他人而言更深刻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形成一种权力与权威，对这种权威也同样需要进行必要的控制，以避免商家或传媒以专家名义设置陷阱、进行炒作，避免以专家名义发出误读信息造成危害。这一方面要通过对市场与媒体的规范管理，另一方面，则需要社会科学家进行自我监控：不为权势、利益所动，不追求惊世骇俗、一鸣惊人的效果，保持公正、平和的心态，不为迎合权势、时尚而歪曲己之所见，不背弃“职业诚笃”的原则……这些基本上就要依靠社会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律与良知了。